年10月打倒“”之后,体育系统和全国一样,揭露“”犯下的罪行,清除“”在体育领域的流毒,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体育界人士进行昭雪,恢复和健全了一系列体育规章制度。国家体委开始了重组,全国体育总会、地方分会和单项运动协会等社会组织,也得到了恢复。与此同时,学校、厂矿、企业、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街道都恢复和建立了相应的体育机构。1978年10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体育战线也开始了工作重点的转移,“注意力集中到高速发展体育事业上来,努力攀登世界体育高峰”。1979年初,“文革”中曾一度瘫痪的整个体育管理体系全部恢复,我国体育事业开始重新步入正轨。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运动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刚刚复苏的竞技体育队伍再次受到严重的打击,运动员技术水平在1976年再次陷入低谷。粉碎“”之后,教练员、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回到了原来的岗位,“拨乱反正”激发了他们训练的积极性,运动成绩和竞赛水平很快走出了谷底。1977年8月,中国参加了第9届世界大会,获得了1枚银牌、3枚铜牌,这是文革后中国第一次参加大型体育运动会。1978年3月28日,在第29届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上,栾菊杰忍着手臂被对手刺穿的巨大伤痛,夺得了女子花剑亚军,结束了自1901年举办世界击剑比赛以来没有一个亚洲运动员进入决赛的历史。1978年12月,中国派队参加了第8届曼谷亚运会,获56枚金牌、60枚银牌、51枚铜牌,列奖牌榜第二位,与日本队的差距大大缩小。1979年9月,第4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在打倒“”,国家由拨乱反正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国人民庆祝建国30周年的时候,这届全运会就更具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王猛指出,“第4届全运会是对我国体育事业的一次大检阅,要通过竞赛和表演,充分体现体育战线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大干快上、勇攀高峰的精神面貌,体现同心同德、一心一意奔四化的坚强决心。要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努力创造优异成绩。我们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必须接过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点燃的革命火炬,振奋精神、再接再厉,在党下进行新的长征,努力发展体育事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在这届全运会上,5人5次破5项世界纪录,12人24次破8项亚洲纪录,36队204人376次破102项全国纪录。这届全运会的胜利召开,显示了我国体育走出低谷,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一致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紧接着,游泳、田径等国际体育组织相继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席位。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迫在眉睫,此时“全国一盘棋,国内练兵、一致对外,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统一安排,合理布局,突出重点,分工负责”的指导思想,再加上“要在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的方针政策,构成了我国重返国际奥委会后的第一个“奥运战略”。国家体委还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来备战莫斯科奥运会,包括:按照奥运会项目组建国家集训队;在全国选择优秀运动员进入国家集训队;调集有关科研人员就参加奥运会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等等。然而,1979年12月25日,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莫斯科奥运会。一大批正值当打之年的优秀运动员,失去了参加奥运会的梦想,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却是无奈之举。虽然中国了莫斯科奥运会,但中国体育在备战奥运会工作中改革和完善了“制”,为我国后来竞技体育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为了普及体育运动,提高运动水平,在国际赛场上取得好成绩,国家加大了政府对体育运动的投入,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体制,即“制”。这一体制的特点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以政府的直接财政投入和行政管理为保障,以普及体育运动,提高运动水平,在国际赛事中夺取优异成绩为主要任务。20世纪60年代,“制”基本形成,但在“文革”期间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文革”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了适应新时期我国体育运动发展的形势和任务,国家恢复和完善了“制”,体育界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年2月,我国派出28名运动员参加了美国普莱西德湖冬奥会,虽然因水平差距太大无缘奖牌,但这也开启了我国参加冬奥会的先河。同年4月,中国乒乓球队在第36届世乒赛上包揽了全部7项冠军,创造了乒坛奇迹。同年11月,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在日本举行,中国女排七战七胜,首夺世界冠军,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爱国热潮席卷全国。1982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9届亚运会上力压日本,首次获得了奖牌榜第一,结束了日本称霸亚洲体坛31年的历史。同年,中国女排在第9届女排世界锦标赛上夺冠,两年后,又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勇夺金牌,再加上之后1985年世界杯和1986年世锦赛,中国女排实现了史无前例的五连冠,女排精神也成为一面旗帜,激励着各行各业的人们拼搏和奋斗。在全国上下百废俱兴、人心思变的特殊历史时期,在全国人民奋力进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时期,体育赛场上的优异表现恰恰迎合了时代的需要,人们压抑已久的激情瞬间爆发,形成了80年代初期的体育爱国热潮。

这个热潮在1984年达到了一个顶点。7月29日上午,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以566环的成绩实现了中国奥运史“零”的突破。紧接着,曾国强、吴数德、李玉伟、陈伟强、姚景远、吴小璇、栾菊杰、李宁、楼云、马燕红、中国女排、周继红一举夺下15枚金牌,最终名列奖牌榜第4。许海峰夺得首金后,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亲自为他颁奖,“这是中国体育史上最伟大的一天,我为能亲自将这块金牌授给你们而感到荣幸。”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的表现震惊了世界,世界开始从新认识中国。这一时期,我国的“制”大放异彩,人们沉浸在浓厚的爱国热潮中,但在广东沿海地区,一股不起眼的新兴体育形式开始萌芽。1980年10月13日至19日,广东省人民体育场举行了“万宝路广州网球精英大赛”。大赛是由美国菲利普莫里斯公司赞助、广东体育服务公司和香港国际管理集团联合主办的。这是新中国第一场商业比赛,该比赛在当时还被看作是带有“资本主义”尾巴的比赛。因为赛场上不但出现了外国烟草、汽车制造公司的产品广告,而且在比赛的场地范围内临时搭建了许多商铺出租。此后三十年,商业比赛在中国如火如荼。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我国竞技体育一路高歌的同时,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也唱起了欢快的小曲。人们开始试着享受体育。1978年秋,各级学校开始按照教育部规定的《体育教学大纲》进行有计划地教学。1979年春,《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开始推行,教育部和国家体委要求,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中小学要做好早操、课间操和眼保健操;每周至少两节体育课;每天保证1小时课外体育锻炼,等等。学生体质有了明显的提高,学校体育也逐渐步入正轨。“文革”后期,一度畸形兴盛的群众体育陷入了低潮,打倒“”之后,随着整个国家经济政治形势的好转,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广大群众又有了开展体育活动的强烈愿望。1977年和1978年,国家体委先后举办了8城市工人足球比赛和12城市职工篮球比赛。据统计,当时全国企事业单位共成立11500个体育代表队,近150万职工运动员。进入80年代,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国家更加重视群众体育的推行,1981年1月,国家体委、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的《基层厂矿、企业、事业、机关体育协会章程》指出,体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根据生产劳动的特点开展各种体育活动,有效地增强职工体质,促进生产发展,丰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与此同时,我国老年人体育、残疾人体育和民族传统体育也开始兴起,人们慢慢有了一种朦胧的意识,体育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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