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是我、也是我们这一代教育工作者心中最痛的事,高考这么强地伤害了这么多年轻人!但现在又没有比高考更公平的办法。”

一张微微泛黄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科大”)学生学籍成绩登记表摊开在记者面前,黑白照上的17岁少年被一副黑框眼镜压住鼻梁,若有所思状。这个少年来自四川成都市十三中。

2007年6月20日接受《新民周刊》记者专访,中科大校长朱清时事先从校档案馆找出了他这张44年前的高考成绩单,薄薄旧纸,是昔日他通往梦想学府的通行证。

时光流转,担任中科大校长9年间,每逢高考招生,家长们的焦灼神情与孩子们的急切脸孔,都一样触动着朱清时。

在他位于合肥的24平方米的办公室内,谈及高考恢复后的30年,朱清时一口浓重川音,表情并不轻松。

朱清时:那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特大事情!十年“文革”耽误了十届中学生,那次恢复高考,给所有年轻人一个公平的选拔机制,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

1977年时我在青海工作。那年冬天突然恢复高考,所有高中生根本来不及准备,有500多万人报名,收了27万,那年考上的人,命运基本就改变了。

1963年我参加高考,5年后从中科大毕业。那年招20万人,约有100万高中毕业生(报考),同龄人是1500万。44年间,高考的形式、内容并没有太大变化。在60年代,考上大学确实改变了命运,如果没考上大学,我不可能成为科学工作者和大学校长。我们班只有五分之二的人考上大学,没有考上大学的人的生活也丰富多彩,有些人当了工人,有些人参军,是很好的出路。

上大学永远是年轻人的最好选择,但在我那个时代,上不了大学的年轻人并不像现在这么痛苦,他们还是能成才;现在过分强调了大学文凭,忽视了自学成才之路。在我的青年时代,自学成才很光荣,譬如我们学校副校长华罗庚,高中都没上过,他就是自学成才。

60年代到现在,人的心态变了,现在是拼了命要考上大学,高考变成货真价实的独木桥。

朱清时:在1963年,我们的高考考出的是真实状态,比如我那时就偏数理、轻文史,很明显。那时我们高三到了最后一个月才停课、集中复习,没有给一大堆参考资料、翻来覆去的考试练习,也没有老师给你猜题、估分……我也有压力,当时想考上大学,但也不觉得考不上大学就下地狱了。我近视,参军不行,亚博首页手机登录网址但当工人也挺好的。我们那时的高考像选拔运动员,没有经过太多训练;现在小孩三四岁就开始训练绝招,但把小孩的身体搞坏了。

恢复高考到今天,高考走火入魔了,让年轻人花大量精力跟时间去训练一些不必要的事,就是为高分。譬如,农田完全不施肥可能亩产300斤,施一遍化肥可能亩产600斤,施两遍可能亩产700斤,施第三遍可能只有720斤,到后来越施肥越无效。现在就像一块田里要施几十遍肥。

记者:今年“两会”,人大代表范谊提交关于废除高考的建议,引发热议,你如何评价现在的高考制度?

朱清时:那非常不理智,我完全反对废除高考。尽管高考有很多缺点,但高考的最大优点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高考是农村跟贫困家庭的小孩改变命运的最有效方式。

当然我们还没做到完全平等,但高考毕竟是一个手段。有这个手段存在,农村跟贫困家庭的小孩才有改变命运的希望;如果我们废除高考,就造成社会的极大不公。

高考是维系社会公正的一个手段,这是高考的最大价值。任何人说废除高考都不可取,中国现在不能废除高考。

记者:现在有很多人将高考类比科举,认为它们都开辟了一个平等竞争渠道,为各阶层向上流动建立了一个公正秩序,你如何看待?

朱清时:高考跟科举一脉相承,精神实质相同,高考与科举都给任何阶层和家庭的子女提供了一个平等晋升到高层的手段。高考跟科举比最大的不同是考试目的:科举考试的目的是选官,高考是竞争学业上的深造机会;最大的改进是考试内容变了:科举考的是八股文,落后了,不经济实用;高考考的是自然、社会科学,比较经济实用。

记者:在你看来,高考“唯分取人”的应试教育模式能否真正承担起选拔人才的重任?

“唯分取人”的最大优点是使得所有年轻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唯分数论”体现不出综合素质,最大缺点是偏激、不准确。

我们不要简单否定“唯分数论”,没有诚信做保障而取消“唯分数论”,就可能靠关系开后门。现在还找不出比“唯分取人”更公正的手段,我们首先要保证对各个层次家庭的小孩都公正,现在只有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对他们最公正。

记者:在高校本地化的今天,招生地域不平衡情况加剧、高校本地化情况愈演愈烈,高考移民如候鸟迁徙……在你看来,高校招生如何维护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高考与高校教育,究竟是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和谐还是相反?

朱清时:现在各地录取分不一样、各地录取名额不一样,这都不公正。我理解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各个地方政府出钱给高校,希望优先照顾地方老百姓。

高考是维系公正的最好手段,是农村、贫困家庭孩子改变命运的最现实可行的一个手段,但现在各地高考政策有别,说明现在分数面前还不完全人人平等。比如北京、上海录取一个重点高校可能500多分就行了,在江西、湖南就要600多分。

记者:对于中国政法大学在去年进行的按各省比例确定招生计划改革,你如何看?

中科大约有六分之一安徽学生,安徽学生特别愿意报考中科大,安徽生源好,我们当然要多招;如果我们在安徽也按人口比例招,就会把好多想进中科大的安徽优秀学生拒之门外。我们还是贯彻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观念,关键是招高分学生,哪个省的生源好我们就在哪个省多招。

朱清时:中国高教改革需要竞争,如果没有竞争,内地超级大学就那几所,它们就没有动力改革了,竞争是个绝对好事,香港的大学参与竞争是更好的事情。

何况香港的大学招生人数很有限,不可能对内地学校造成真正竞争。在我们从事教育的人看来,顶尖的1%、2%的优秀学生其实水平都差不多,如果换一套考题次序又重排了;香港的大学招去的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前一二百名,只不过是最好的前几万名中的一些,并不对我们构成太大威胁。

记者:一人赶考,全家动员,举国皆然,而人生命运系于两三天。你认为,这30年中高考最重要的改革是什么?

朱清时:这30年中最大的变化是对高考的心态发生了剧烈变化。高考本身做的重要改革是努力想把高考改得好一点,开始有了自主招生,让我们高校到中学去考核中学生,自主录取平时成绩好的学生,这些学生参加高考,如果分数过了重点线,我们就录取。因为我们的录取分比重点线多分,所以他们的高考压力就轻多了。这种办法想把平时成绩作为录取新生的一个重要依据,不完全依靠高考一次考试。

自主招生关键看学生平时成绩,我们高校只有靠学生所在中学老师的推荐跟他所在中学记录的成绩来判断,只有这些中学都很诚信,才公正。但现在我们发现,不少中学介绍的情况往往跟事实不符,比如,总是把有关系的领导、老师、校长的小孩推荐上来,这些小孩不是最好的。

如果我们扩大(自主招生),我们会陷于一种状态:很多开后门的进来了。我们不情愿,对其他学生也不公平。

现在教育部很希望我们扩大自主招生,但我们不敢扩大自主招生了,原因在于我们没有依据准确判断这个学生的平时成绩。我们已费了很大力气,考核学生的平时成绩、派老师调查,付出的代价太大,且有很多不可靠因素,比如,来的不是最好的学生,学校把他说得很好;我们有笔试,但笔试题易泄密、易偏,远不如高考题准确,只能做部分参考。

其他改革都是表面上的,实质都没有改,比如全国统一出题变成分省出题,从考五六门变成考3加X……自主招生是最重要的改革,但改不下去了。

这几年我一直建议,把高中生每学期期末考试变成当地统考,统一出卷、评分,目的就是让我们的自主招生有个靠得住的判断学生平时成绩的依据。

记者:有人说你这个建议是将高考由一次变为七次,会增大考生压力,你如何看?这种举措的现实可能性有多大?

朱清时:我们想自主招生、减轻学生压力,但没有可靠依据判断学生的平时成绩;为使学生的平时成绩靠得住,我想用三年六次的统考方式,但学生又说这样增加压力。这件事情使我意识到:高考太复杂,现在找不到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这种方法的现实可能性很大,只是把每个学校的期末考试变成各地的统考,其实很容易做。

记者:你认为自主招生的优劣何在?为何近来不少高校的自主招生都是小步在走,其诚信度也饱受质疑?

朱清时:自主招生的优势是减轻学生负担,便于把学生的综合素质作为录取依据;自主招生的最大缺点是,如果没有诚信做后盾,就可能变成变相开后门,对大多数考生不公正,使高校招不到真正好的学生。

我们在实践中发现了有大量不可信的东西,比如有些中学给我们推荐优秀学生,说这个学生是前三名,实际上它只愿把中等成绩的学生免试推荐给我们,它的前十名都留下不推荐,让这些学生考高分,学校就露脸了。中学对大学的招生人员不说实话,后来我们就不敢再扩大自主招生了,其他学校面临的情况一样。

记者:如果提升平时或面试成绩在高考录取中的比重,是否会给一些特殊利益人士先开口子?有人就认为,这种移植自美国的考评体系难以突破中国现实的人情网络。

朱清时:人情网络无法突破。就因为开后门,使得国际通行的靠平时成绩、面试、老师推荐的方式失效了,说到底是社会诚信问题。如果社会非常诚信,这些方法都可用,高考只占一部分,这样学生的压力就小了;现在就因为社会诚信度弱,必须通过统考才可靠。

高考最大的优点是对所有人都公平。如果面试不诚信、走过场,如果老师的推荐不真实,结果就变成大规模的走后门,这比高考还糟糕。

朱清时:现在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作为校长、学者,还没有直接遇到很赤裸裸的事情,但常有人打招呼,我们接到这些电话非常为难。

这些派到外边自主招生的老师很关键,现在我们学校纪委跟招生办想了个办法,随机抽签,买好火车卧铺票,抽出两个人,给他们票、马上就走。让主考官保密到最后一刻,这个措施可减轻这种现象,但不能保证没有后门。

朱清时:少年班是我们高考改革中做的重要探索,1978年,我们的少年班招生就完全按改革模式在做,现在叫自主招生。我们到全国各省重点中学,按中学老师的推荐,面试、笔试这些天赋很高、平时成绩特别好、年纪小的学生,让他们提前参加高考,只要他们的分数达到重点线个录取。这是对高考做的一个重大改革。

2003年左右,我们又按教育部给的指标,5%自主招生。现在我们又进行另外一些改革,招直读班,学生进中科大后本、硕、博连读;我们每年要到各地跟中学生见面、做报告,尽管中科大在安徽,但我们每年高考的录取还是全国最好的5所学校之一;我们从不扩招,每年都只招1800多人。

记者:但媒体对少年班也有过争议与质疑,比如中科大少年班首批学员中,昔日大名鼎鼎的“神童”宁铂如今出家为僧、干政“自我封闭”、谢彦波“有心理问题”……你怎么看待有关少年班的这些争议?

朱清时:少年班是一个试点,总体说,少年班绝大部分是成功的,所谓失败也要等待历史判断,比如宁铂出家为僧,谁说出家就是失败?李叔同不出家,中国文化史上就没有弘一大师。宁铂出家是他天性使然,宁铂一直较内向,他真心想过出家的修行生活。

现在很难给干政跟谢彦波下结论,他们确实受到了极强的心理压力,全社会都把他们当作“神童”、“天才”。少年班有几个学生有心理问题很自然,这不是少年班的失败。其实我们1978年少年班中有心理问题的学生比现在招的普通大学生中有心理问题的还少一点。

朱清时:还会办!中国天资聪明的小孩很多,我们应该有各种不同模式来培养年轻人,少年班是多种模式中的一种,不应推广得太大,但应该允许它存在,让它作为天资聪明的小孩快速成长的一种选择。

每个学校办少年班就不必要,当时几乎每个学校都跟着中科大办,事实上也是淘汰的结果,现在少年班成为中科大一个品牌,我们会坚持。

记者:在这种大氛围下,对一些以个体命运抗击高考的极端事件,譬如河南考生蒋多多就在高考卷上写下反高考言论,你如何看?

朱清时:现在的孩子从小学时代就受到很大的精神压力,这是高考指挥棒造成的非常大的恶果。像我们学校,高考录取的新生中有10%到20%进校后心理测试不合格。

我也听说过类似例子,今年“两会”我在座谈时听到有个全国政协委员讲他儿子,他们都很难跟他对话,一天吃饭时,他问,儿子,你高中毕业想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儿子说,我想把我那个中学炸掉!父母感到很可怕。

这是现在被压抑的年轻一代心理状态的真实反映。他们有很多快乐要享受,但家长跟老师为了他们的前途,剥夺了他们这些权利,他们还不完全理解,产生了很强烈的逆反心理。

这是高考造成的一个很大伤害,我当校长9年,每年高考我都直接参与,我觉得,高考是我、也是我们这一代教育工作者心中最痛的事,高考这么强地伤害了这么多年轻人!但现在又没有比高考更公平的办法。

记者:你如何看待目前中国教育中存在的强烈功利心?中国的中学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快乐的人群之一,孩子们会问,学习的目的究竟是为了高考,还是最终为了一份优渥体面的工作?

朱清时:孩子想有快乐的一生,但家长、学校、社会把孩子的快乐一生简单定义为,要考上大学,读硕士、博士,以后当教授、高官,扬名立万……这条路不一定给年轻人带来快乐,也注定只有少数人能走;强迫大多数人都走这条路,注定大多数人会被牺牲。

比尔·盖茨上哈佛一年,他发现上大学并不是他最想要的模式,就退学办公司了。这是正常的生活态度。

记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表示,高考纵使有种种弊端,但又是已经有过的尝试或可能实施的选择中“最不坏的制度”,“经验与智慧并未向我们提供无限的制度创新空间”。对未来高考面临的问题,你的心态乐观吗?

朱清时:他的话我基本同意。高考为全国各阶层的年轻人提供了最公平的一种方式,从这个意义来讲,没法取代高考;自主招生没有依据判断平时成绩,我们无法做下去,所以确实没有多大的制度创新空间。

记者:你认为未来的高考能回归它的自然本质吗?恢复高考制度后的这30年,留给我们怎样的反思?

朱清时:现在社会正在慢慢回归到较冷静的状态,不是简单回归到60年代,而是螺旋式上升。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高考是我心中的痛,上大学被强调到不必要的程度,为了上大学,让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身心受到极大损害。

第一,高考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全国贫困、农村家庭小孩改变命运的最公平手段,我们要肯定高考;第二,对任何好事情不能关注度太高,附加的价值太多就让它畸变了,高考、少年班也一样。

恢复高考30年了,我相信现在高考热正在退,社会将回归到,上大学固然好,不上大学也有前途,自学也是成才的一个有效途径。

作者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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